科技论坛 

穆荣平：非常高兴应邀参加今天的会议，上午的报告很精彩，现在轮到战略对话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首先先把今天参加战略对话的嘉宾邀请到台上：

    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深圳战新会联席主席  马蔚华；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倪泽望；

    天安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天安数码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杜灿生；

    华大集团首席执行官，华大基因副董事长  尹烨

    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玮

    穆荣平：由于时间关系，不再一一介绍各位的简历，手册上都有，如果不行大家可以在网上查，都是属于业界领袖。最近，刚刚中央工作经济会议闭幕了，在会议上跟我们主题有关的强调了几点：强调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要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计划，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结合，完善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形成扎实的科研作风，继续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我印象当中，在大湾区最著名的，有一个非常响亮的牌子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中心，还有一个叫综合性国家科技中心，这两个是重要问题之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如何去强化？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技中心又是国际科创中心中的重中之重，大湾区这个地方从原始创新和基础科学的角度相对来说发展的空间更大，所以我觉得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技中心肩负着夯实科技创新，布局科技基础，强化原始创新能力，把握科技竞争主动权这样一个历史使命，需要中央和地方统筹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请各位业界领袖谈一谈如何支持重大基础科技设施建设和创新平台建设？如何支持问题导向、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如何深化科研院所的改革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组？这些问题很多，请各位结合你的工作和熟悉的领域主要来阐述您的观点，跟大家分享！

    马蔚华：对于若干那些方向的支持，首先还是资金的支持，我是做金融的，还是关心这个事。我记得我当行长是七八年前，那时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是1点几，到2020年“十三五”末期的时候已经达到了2.4%，大约是2.5万亿。重大项目基础研究超过1500亿，钱是宽松很多了。现在如何进一步调整投资的结构和投资的方向，当然还得积极投资，政府为主体，各方面参与。

    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和各方面的发展，钱不是最大的问题，关键是钱用到哪儿？这是大问题。因为过去出现了很多重复应用，投得不够先进，投到哪儿，发挥国家新举国体制，统筹这个钱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卡脖子的基础研究要投入。这叫应用基础理论；

    第二，科技前沿的理论研究，从0-1的研究，这是我们的薄弱环节，过去我们在这方面体现出明显地不足；

    第三，要瞄准未来的产业，现在已经开始布局了，数字经济、生命科学、新能源、新材料等等方向，另外还有各产业融合的投入。

    另外，过去有一个问题，你投这个，我也投这个；你干这个，我也干这个，那芯片投了不知其数，但是没有一个能够解决卡脖子。所以要做到资源的统筹，政府要发挥统筹的作用，特别是大项目的统筹。

    二是要建立领军的企业，包括央企和民企（如华为），还是要做好地区之间的协调，避免城市之间的内耗。很多事都不够意思，实验室呢，刚才你讲到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522个，重点工程实验室320多个。这些实验室是不是都能瞄准一流？瞄准原创？是不是都能培养出一流的科学家？离这个目标有点原，前几年甚至还有摘牌的，这次整顿实验室还是有意义的，不在于多，而在于有力量，在于突破“能突破的”，这是资金所支持的方向。

    穆荣平：谢谢马行长，主要是资金的，更重要是投在什么方向，怎么投。按顺序请倪董事长。

    倪泽望：刚才行长讲得比较精彩，首先是钱的问题。我比较赞同，没有钱就没有一切，经济是血液，只有血液得到流动了，经济才能得到培育和成长。我想强调另外一个关键词，不管是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和国家重大基础平台等等设施的建设，也包括我们认为：一个组织的建设和发展都离不开人才，怎么样把人才吸引过来；把人才培养起来；把人才激活起来，这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围绕人才去转所以大湾区的目标是要成为全球的科技创新中心，但是我想，首先要比拼的是人才，我们到底吸引了哪些人才，如何去跟硅谷较板，如果说还像硅谷目前这样一个人才的差异，应该说我们还是有距离的，我们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硅谷目前吸引的是全球顶尖的优秀人才，而我们呢？我们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优秀人才，所以从人才的逻辑上，我们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建立这样一些平台，首先要如何吸引人才；如何培养人才；如何激活人才，怎么样围绕“人”来做文章。深圳的发展和深圳的成功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就是人才到深圳来了，所有的机制围绕人才去制定一系列改革开放的制度安排。我也相信人才，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去吸引他，培养他，激活他，一是要有一个市场化的机制，科学中心、基础设施和创新载体，首先要明确：它一定要有一个市场化的机制。所谓市场化的机制，对内，它是一个市场化的机制；对外，它是一个利益的交换机制，它必须建立一整套市场化的机制，我的成果出来之后，对外怎么样转让？怎么样合作？要有一个明确的机制安排？对内，谁的成果做出来了；对内，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极力。

    第二，要有一个开放的平台和心态。我们这个平台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平台，高文院士刚才说到，他有三部分人的：全职的；双聘的；访问学者。我们要积极往这条路上走，但是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开放，现在都是互联互通的，不像以前飞几十个小时才能飞过来，现在都是网上办公。5G超高清视频在这个时代让人与人合作的距离更近，合作的条件具备了，他不一定到我们这儿来坐班，人才怎么变成对于全球全时段开放的平台，让它加入到科研团队和科研计划，这是没有任何国家限制的，各国政府也限制不了。为什么互联网如此厉害如此强大？因为它形成了平台经济，把所有各个参与方都裹挟在整个平台上，整个力量非常巨大。

    第三，要有充分的激励和成就感，让人才要有成就感，现在做基础研究或者应用基础研究，我们的待遇已经比欧美国家更高了，足够高了，现在半导体行业、芯片行业人才奇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新手，硕士以上都是50万人民币年薪，干过三年的都是100万年薪，这样的待遇比欧美国家还贵，欧洲请一个人熟手10万顶头了，我们这样的待遇足以吸引全球的人才，我们做应用基础研究不仅仅把薪酬待遇做到位，让他在大湾区感到衣食无忧，让他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至少在深圳能买得起房，上得起学校，能有好的医疗条件，这是我们配套的让他得到社会充分的尊重，让他安心研究，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我们看到太多创业失败的案例，实际上让科学家真正能够做得下去或者长期做下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要给他充分的激励和合适的报酬，这是非常要的。

    穆荣平：倪董事长讲的“人才”问题，一是湾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二是围绕人才提供相应的服务，需求是多样化的，尤其是海外的人。华为的任董事长说的，在深圳这个地方生活没有上海那种随处可见的小咖啡馆，这在未来可能是一种文化上的塑造。请第三位杜总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杜灿生：谢谢主持人，最近我遇到一件事，可能跟今天的这个问题有关，一家境外的大学，应该也是排名前一百的大学。他给了我一个计划，他原来报给国内的某一个政府，关于要做一个国家级的实验室。然后我就问，那他提出来的条件是什么呢？这个条件：

    首先要提供相关的设备；

    第二，3-5年有多少千万的经费。

    我就想，这个好像更像一个捐款项目的性质多于产学研的（性质），在中国特别是在大湾区，不是每一家公司都像华为、华大基因这样每一年可以花大量经费来做研发的。深圳、大湾区，包括在天安数码城里面很多企业都是中小型的企业，虽然数码城里面也有央企和国企，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其实他们每年的研发经费是有限的，那国家这些重大的实验室其实好像跟他们搭不上关系。

    我也有一个想法，国家级的科研项目；重大实验室除了为大企业提供合作以外，能否也为湾区里面的中小企业（提供服务），如果它是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科技方面是相关的，能否也给它们以支持。这是我作为园区一个运营者来讲，这些对于创新型企业的帮助可能会很大。

    另外，实验室很多的研究可能是基础科学或者纯研究的一个工作，将来以出论文为主。如果我们能跟企业家（沟通），把产品需求、更新迭代需求和市场需且结合起来，供应与需求双方有一个对接，让双方有一个结果，能更加接近市场的需要和产品的需要，这样让大湾区里面的创新型企业于研发方面结合国家的政策，能够尽快得到它们所想要的技术和人才的培训。国家的发展除了照顾大企业以外，对于中小创新型企业，如果他们有心来做他们的事业，这样的实验室和科研的项目对于他们的帮助更大。

    以上是我所想要说的，谢谢！

    穆荣平：谢谢杜总裁，你刚才讲了一个问题，论文与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对接），国家在建科研中心或者是综合性科研中心会选择一种方式，什么样的方式呢？理想的方式是大湾区志存高远，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在科研技术前沿里面有一席之地，或者让人家离不开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景。其实在过去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往这方面走，并不是说把过去发展的道路抛弃掉，它是一个兼容的过程，你往下兼容，下面还是存在的，因为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不是完全一个平面，不是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在深圳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些包括政府投资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平台。其实在大设施来讲，一是可以允许社会创新主体，也可以允许政府引导或者参与投资，包括马行长所说的，有其他的资本一块儿来参与，来投资更多公共服务性质的，服务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平台。因为不管是提供一些重要的研发设备；监测检验设备，这对于小企业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毫无疑问，这是非常重要的。包括用大设施，你不能亲自用，但是如果有像服务中小企业的中介机构、研究机构来用，这样还是能服务大湾区的企业。下面请华大基因的尹烨先生，来分享您的观点。

    尹烨：谢谢穆老师，我讲一下向上图的问题，美国超过英国的GDP在1890年之后，美国取代了英国或者取代欧洲而成为科创中心，2020年重新提了无尽前沿法案，加大大学的投入；加大对于国家实验室的投入，大量培养技术人才，把多小散乱的实验室集中，所以美国就有了所谓的大科学工程，把这两个词联用了“大科学”、“工程”，科学、技术工程完全不一样，科学是知识，技术是量化指标，工程是拿来服务的。我们讨论的产业卡脖子是科技上的卡脑子，现在的评价体制很有问题。过去高效或者科研院所的评价体系号称叫四维，现在破四维，唯职称、唯学历、唯论文、唯奖项，这些奖项用得上吗？用不上。如何建立一套更重要的评价体系，可以有效引导资金流向和人才流向的一个根本目的。最近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最近强调就叫揭榜制，英雄不问出身，这个事国家给了很多钱，支付宝，谁先做好谁拿到，而不是搞定投委会就行，这是一个大问题，把所有的精力不用到抢镜子，而是把指标用于我要做到。大湾区，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在当地建立一些大科学基础设施，你要相信如果一个实验室的所有设备号称全进口，买世界最先进的，这个实验室一定是一流，我自己测序序，最新款不卖，你做采购拿不到真真挑战物质世界的东西，这本身来讲是有问题的，所以真正应该去奖励在国际上，比如说在美国，美国领先了什么，为什么会领先你，国际市场上为什么会高如果它有自己的硬件研发能力，依靠这个大科学工程集聚一批人才国家在贵州建立了天眼，500米有没有意义？刚刚马里亚纳海沟10909上到海洋的最深处，那艘船是中国人自己造的，我们自己在造科学测序一，如果把大的科学装置工程在大湾区建立起来，因为有这样的工程社区，势必会吸引一匹当年的投资。大量的科学家为什么会跑去美国，既有环境不自由的问题，也有一个能不能自己去延展科学生涯的问题，对于科学家而言，最重视的事情不是挣多少钱，而是挑战自己没有做到的事情，只有否定了前人，科学才能向前进步，这是科学的本质。这不是技术，我现在所说的是Science，杨振宁在讨论中国要不要建大脑，80年代我认为杨振宁是对的，今天李正道是对的，在西部修一条道修一条路，打一条隧道多少钱，如果把这些钱投入科学技术上可能会带来什么样全新的面貌，这是作为湾区和财政，本级财政有能力多建大中心，如果有这样梧桐数，再有一套体制引得凤凰来，我相信它有幸在下一轮的科学革命当中与硅谷和全世界的科学中心掰手腕。

    穆荣平：尹先生强调更多的是科学，希望中国投更多的钱在科学上，这样才能走得更远。下面这一轮再请陈董事长，陈玮先生来分享一下你的观点。

    陈玮：谢谢穆老师，各位都讲得非常好。一样的内容就不讲了，湾区应该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特别像深圳的创新能力还是在的。我想讲什么呢？因为刚才穆老师讲国家的政策对于推动科技发展和湾区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台上的嘉宾包括倪总、马总都是与金融相关的，金融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特别是在深圳，缺了钱不行，关键是钱应该怎么用，我们的钱都是别人的钱，我们是属于管别人钱的，所以钱的应用非常重要。今天有一个博士后的学生跟着我来的，陈老师，我们昨天开会，什么都没有，到第二轮就到了5亿估值，这些人工资都很高，这些人会不会什么都做不出来，都拿了钱。商汤科技挂牌了，首席一年要拿5亿多，一是这些科学家为什么拿这么少？技术人员拿工资这么少？技术人员拿多了也担心。中国现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了，科技泡沫多来了，科技人员多钱不是坏事，身家性命都在公司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倪总讲的，在重大科学上要有重投入；企业应用端也应该有重投入。生物医药、半导体等等很多领域已经有泡沫，很多项目的产品还没有，估值已经到了10亿美金以上，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多。倪总讲，中国人现在越来越贵，尤其是湾区越来越贵，好东西就应该贵，不是一件坏事，关键有长线的资金来支持。资本市场，中央提出全面注册制，一定要让大家来赌，赌科技、赌未来、赌创新，所以要鼓励科学家来冒险，也要鼓励科学家来产业化，鼓励科学历通过资本市场创业，把它产品化、工程化，服务于社会来变现，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最好的时期。这个氛围如果做得好，越来越多华人科学家回国，现在也有一个迹象，这两年看到一些老外也来中国创业了，中国太容易赚钱，环境好，又容易变现，科创板做好了，六八年可以上市。如果把机制缕得更顺，把科技发展的评价体系改善，把科学家创业过程中的阻碍都解决掉，如果能解决长线资金不断进入这个领域。因为我们的钱都是募集来的，但是募集来的钱都很短，所有人都希望钱进来以后两三年有效果，像保险公司和理财子公司的长线资金还没有进入这个领域。现在中国资金主要在国有体系，要想支持中国的创新创业必须要资金长线进入，长线进入要制定规则，保险规则不能按照保险来考核，要按照资金来考核。中国变成第二大的股权投资市场，我们只有美国市场的1/6-1/7，美国基金的平均年限有13年，中国的平均年限才7年，还有大量2+3的基金，没有长线资金的支持，大的发明和大的科学产业是不可能出来的。谢谢！

    穆荣平：第一圈，我们只是围绕一些大的问题，大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实在讨论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实际上还需要进一步去细化。不管是作为一个投资者，不管是金融机构还是政府，您首先要知道，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哪一类的创新项目。因为这个创新项目，大家可能对于创新呢，所有人都在讲创新，但是创新是什么呢？大家可能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去甄别到底创新是什么？十多年前，我们曾经为了做一个规划，说要把创新进行打开。

    创新，在座的科学家讲创新；企业家讲创新；技术专家、工程师、政府工作人员和管理者都在讲创新。科学家讲创新，尤其是关于尹总说的科学部分，科学价值的创造是创新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叫做技术价值的创造；三是经济价值创造；四是社会价值创造；五是文化价值创造。

    2009年，为了起草《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划》时做了一个思考，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把所有人关于创新的东西放到一张图里面来看，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对于不同的价值创造活动应该用不同的政策手段，包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期待应该是不同的，你不能要求科学家这样的创造人一夜之间弄一个东西，就能马上在市场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样的道理，技术价值创造也是一样的。

    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需要统筹以上五大价值创造。在过去四十年，我们更多是在经济价值创造和少量的技术价值创造为主力，展望未来，下一个十五年，如果我们还是重经济价值创造和技术价值创造，现在比以前有很多，因为以前是用得多，现在可能创造得多，如果我不能拓展到重视科学价值创造和社会价值创造，那深圳大湾区的创新文化可能也不会非常厚实，请诸位再谈一谈，怎么样针对不同的价值创造活动，我们作为投资者应该如何去甄别，如何去支持？这是第一个问题，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

    第二个问题，五大价值创造由于是一个增值循环的过程，没有科学价值创造是走不远的。现在到年底了，全世界十大科学进展中有多少是科学的？所以中国过去发展到一定阶段，科学价值创造的产出会越来越多，但是与国际上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二是社会价值创造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张院士今天的报告里面讲的，我们更多是让人过更好的生活，这个更好的生活呢？比如说更安全；更放心；更便利；更舒适；更健康；更形符，如果我们的产品服务能够在这些方面得到体现，这比我们仅仅找到一个产品而不关注对象，也不关注产品是干嘛的。有一些产品和服务虽然很畅销，但未必对于社会是好的，我们如何去选择？

    把以上的问题交给在座的，如何构建这样一个创新创业的生态，让大家选择更好的创业方向，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请马总。

    马蔚华：在众多的创新主体中，企业的创新应该是最活跃最关键的。企业是在生产第一线的，它对于需求是非常敏感的，如果科学技术创新离开需求，那是无用的科学发明，它必须要研究需求，而只有企业家在第一线，才能把需求精准地把握。科学大会也提出：让企业出题，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它能够精准地把握需求。

    企业和企业家的本质就是创新，搞企业就是要赚钱；要发展；要实现价值。现在的价值呢，除了经济价值还有科学价值，特别是社会价值，尤其是在新冠以后，在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如减少碳排放；迎接气侯变化的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所有的企业应该发挥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同等重要，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

    但在创新的过程中，今天讲科技创新。由于企业要发展要前进，所以它一定要差异化，大家都一样是赚不了钱的。当时我当行长的时候，我的行长很小，我要跟别人比，需要想方设法来比不同，我第一个用银行卡一卡通取代存折，用一卡通来取代网点，用信用通来赢得信用，一招鲜吃遍天，这是大企业创新的动力。

    现在叫做技术需求不精准，对接渠道不通畅，科学资源不共享，这是科学界面临的问题，需要产学研，特别是需要企业去介入才能解决以上的痛点。因为企业在第一线，要把生产的需求变成科学技术研发的需求，这是非常关键的，它能够洞察未来，洞察现实，企业把这些需求作为题目提出来，在当今世界能够满足需求的只有科技创新。

    所以科学家、科研机构根据这些需求建立一个协同机制，让企业也参与企业，这是未来科学创新应该解决的问题，当然企业本身也要得到支持，因为企业拿钱，所以它承担风险，如何让它得到与风险相适应的利益，如何能够保护它健康发展，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科技创新所面临的问题。

    另外从历史的发展来讲，企业也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是创造很多科技成果的。企业也是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主要推动力量。像东京湾，80%转化成为企业的创新成果；斯坦福更是这样，旧金山湾中代生了那么多知名的企业，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企业在今天的社会价值同样重要，企业不光追求经济效益，而且追求社会价值，从而做一个伟大的企业，谢谢！

    倪泽望：按照刚才的观点，我说四点：

    第一，人。要科学有价值，技术有价值，经济有价值，首先是科学家有价值，发明家有价值，企业家有价值。如何把价值传递到人，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第二，投资和产业化需要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在国内不发达，那就是职业经理人。这些人我们一直在做一些高效的成果转化效果，中间有一块很大的缺失，以往经常都是教授下海创业，最多是他的博士生下海创业。但是这些年有所好转，前几年的成功率是不高的，教授最大的一个问题：他无法走出那个困扰，到外面低声下气地说，我请你喝酒，我能不能卖你一个产品，这个角色的反差太大，做不到。中间需要一个很好的职业经理人团队，但是它不发达，企业文化他不遵守，都想急功近利，教授跟职业经理人闹得不欢而散，教授说你这个不行，职业经理人说你这个研究不行，国外的职业经理人做得很顺。

    第三，技术是有价值含量的，为什么那么多独角兽。独角兽有两个方向：第一，互联网时代的模式创新，很多独角兽都是模式创新企业，现在是硬科技时代，很多独角兽来自于硬科技企业，你的技术含量到底牛不牛，你的市场空间到底大不大，这才是判断我们是否是独角兽的可能。国际上关注的ESG，怎么样投资，怎么样造福到人，怎么样的技术造福社会，这是投资行业和企业家要关注的事，怎么样去E、S、G等等，都要做到兼顾。

    穆荣平：一句话落实到人，下面请杜总。

    杜灿生：关于创新这一块，我们跟深圳大学有一个很小的产学研的合作项目，是将深圳大学光学实验成果转化成为一个产品，合作的时候，大学的教授问我，产学研是很难做的事情，你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项目呢？当时我也没有想太多，我回答他，既然那么多人做，也不是很难做，那我们就试试看。做了以后，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分别，院校的科学家可能在市场化这一块没有企业家那么敏感，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家跟科学家能够有更多的沟通呢，可能这些研发成果转化成为商品可以市场化的结果会更快，更有效率。所以对于创新这一块，因为我跟中小型企业家的交往比较多，也听了他们很多说法，听了他们很多想法。其实最终我总结出来呢应该是四个字来概括，他们希望达到的就是如何做好资源对接。资源可以是技术方面；市场方面；人才方面；资金方面。

    首先是技术方面。技术是中小企业，他们生意做到一定程度时会碰到一个问题，技术到了一定的发展瓶颈，他必须突破才能转型升级，他们的产品才能迭代，向更高质量的层次去发展。那如果光靠他们自己的研发团队，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效果。如果他们能够跟科研的成果结合起来，大家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去研发一个产品，为他们的产品赋能，突破这个瓶颈，那他们的产品能够成功的机会会更大。

    第二是市场方面。市场方面当然有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国内市场，他们都很了解这样的游戏规则，但是到了海外的时候，这个市场如何去拓展？他们需要有人帮他们去做对接、交流，或者是指导引导他们出去拓展另外一个市场。

    第三人才方面。在人才方面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中小企业它出不了那么高的工资，那它怎么样请到好的人才？其中一个好的办法可能就是股权的出让，或者是让他们也变成是股东之一。这可能是一个发展机会。所以人才这一方面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其实也是很关键的因素，如何协助他们对接好的匹配的人才，这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创新合作。

    最后一个是资金。在座都是跟资金有关系的老总，所以资金这一块对于创新企业的发展是有很大的支撑作用。因为这里大家说了很多，不再继续讲，资源的对接对于创新创业和未来大湾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谢谢大家！

    穆荣平：还有5分钟，下面两位一人2分半，请尹烨。

    尹烨：为什么有创新？换言之，自由是繁荣的爷爷。跟穆老师总结的一样，我以前说经济活动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文化的创新+社会，后面是科技的创新，最不缺就是模式的创新，那在科技创新上，过去是有三条比较简单的路径：一是监禁式创新；二是颠覆式创新；最后一个叫更本性创新，中国玩儿发动机玩不过人家，玩儿电动车，不跑你那条道，不是所有都要做到颠覆，刚才杜总讲的对于中小企业做低技术创新和组合式创新一样OK。最后说说人，发展是第一要务，科技是第一动力，创新是第一路径，人才是第一资源，关键不是创新人才，是管创新人才的人怎么搞？刚才杜总说分股权，要分文章，穆老师，你应该知道，大老板抢二老板，谁发谁就是第一作者，谁发通讯问这谁就是作者，这样才能良蒋百出，大的企业都是丛中小企业和中小科研机构过来的，要四它们是如何变成今天的，而不是考虑代际差，是怎么样鞭打的，过程的基因、模式是最重要的。

    穆荣平：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陈玮：创新能不能规划，创新是不是可以规划出来，深圳想对标硅谷，我们能不能对标？创新还是要有一个生态，政府怎么把创新生态弄出来，让人愿意创新；勇于创新并且有好的结果，文化呢？我们不太宽容失败，哪一个公司不好，哪一个公司倒了，哪一个公司发不出工资，网上都是嘲笑。文化对于创新的宽容度怎么样？我来深圳20多年，现在办事更难还是更容易了？现在更难了，管事的人太多了，很多事都有人管。不像以前干了再说，现在前置审批，审批之后检查、环视。我到深圳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现在这句话没有人提了，这才是深圳的灵魂。

    穆荣平：各位嘉宾的分享非常精彩，按照最先的设计，一人最后还有一句话，关于未来，你所期待的是什么样的湾区，每个人一句话？因为现在正好是年终，明年是怎么样，陈总所说的几个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那就算你是期待的，返璞归真，不忘初心。